AG旗舰厅

　　AG旗舰厅利用家庭教育追踪调查(CEPS)数据，本研究基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影子教育探讨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产及以上优势阶层家庭在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影子教育投入方面都显著高于弱势阶层家庭。相较于经济投入，父母的时间投入是影响子女学业发展的主因。家庭内部部分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周末课外补习对青少年成绩有积极影响作用，社会资本中基于家庭的父母参与对青少年成绩的解释率父母基于学校的时间投入存在弱势阶层歧视，对弱势阶层青少年成绩的消极影响更大。势阶层家庭青少年成绩的积极作用更大，但囿于经济限制，并不是最优的教育投入选择。基于家庭的时间投入对不同阶层家庭子女的学业成绩没有异质性影响作用，是弱势阶层家庭帮助子女提高学业成绩的主要途径。

　　教育是实现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但教育分层或教育代际流动相关研究发现，教育作为弱势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在缓解或改变因出身导致不平等的同时，又因不同社会阶层家庭资源、教育投入的差异，重塑不平等[1]。拉鲁在其著作《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中指出不同阶层家庭教育投入的差异导致子女在发展上的不平等[2]，如中产阶级家庭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参与子女的教育和生活，工人阶级家庭与贫困家庭相对则让子女自然发展，很少参与子女的教育活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学者指出家庭背景是影响学生发展和教育获得的重要因素，是教育和社会不平等的再生根源，甚至可能比学校的影响作用更大[3]，而家庭背景之所以影响学生教育获得，是因为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家庭在子女教育物质和金钱投入、时间和精力投入等方面存在差异[4]。并且社会学研究认为，家庭对学生发展产生影响的途径有两条:1.通过经济资源投入为子女提供有差异的教育机会，如正规学校里的“名校”“重点校”和校外有偿性教育服务“影子教育”(即课外补习);2.通过父母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影响子女的学习行为和态度，最终影响学生的发展[5]。这与教育经济学中的投入与产出视角不谋而合，学生的教育获得或教育成就与父母教育行为(parenting)的投入有关，家庭教育投入包括经济、时间和精力的投入[6]。所以，对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是打开家庭背景影响子女教育获得以及教育再生产“黑箱”的关键钥匙。而揭开家庭教育投入对青少年发展的作用机制，对家庭做出理性的教育投入决策，乃至实现弱势阶层教育获得代际流动都有重要意义。

　　以往关于家庭教育投入的研究多聚焦于“父母参与”“影子教育”“文化资本”等单一维度，较少将家庭教育时间投入和经济投入纳入到同一研究框架。而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往往同时存在，不同阶层家庭子女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家庭教育的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对青少年的影响以及作用大小等都值得探讨。本文将基于CEPS2013—2015年追踪数据，分析家庭教育投入阶层分化的同时，探讨家庭教育的不同投入形式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

　　家庭教育投入并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既被称为家庭教育投资(family educational investment)，又被称为家庭投入(family inputs)。关于家庭教育投入的狭义理解，是基于早期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指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教育消费[7]，国内指子女在经济尚未独立时接受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费用[8];广义概念包含多重内容，既包括教育支出、物质投入等货币性经济投入，也包括父母时间和精力的付出等非货币性投入[9]。本研究将刨除学校教育支出，聚焦校外家庭教育投入如影子教育、文化资本等经济投入和社会资本中父母参与等时间投入。

　　影子教育即课外补习，是我国近年来热度很高的家庭校外教育经济投入的典型代表，因其补习内容和规模依附于正规学校的教学内容和学生规模的变化而变化得名[10]。由于并不是所有家庭都有机会获得影子教育机会，而引起诸多关于影子教育是否提高学生学业成绩和升学机会、是否影响学校教育、是否扩大教育和社会不平等学术争论[11][12][13]。虽然国内研究多聚焦影子教育影响效应的分析，并且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但影子教育会促进学校教育系统中的社会不平等，扩大不同阶层和城乡学生在获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和教育结果上的差距，并成为阶层和城乡不平等在代际间维持并传递的重要渠道[14][15]。鉴于课外补习市场的消极影响，我国2018年开始大力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和整改，虽然父母对影子教育消费抱着警惕的态度，但在迫于教育和社会的竞争压力，并找不到“替代品”的焦虑情况下[16]，大部分家长还是盲目为子女购买影子教育服务。而对三无培训机构的治理，可能导致较高质量补习机构供不应求，价格上涨，而弱势阶层学生群体参加课外补习概率会更低。如果实证研究表明父母参与等时间投入比影子教育对学生发展产生更为积极的作用，或可以对焦虑的父母做出有理有据的正确引导，让家长理性做出课外补习决策的同时有效推进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

　　经济投入中的文化资源研究多内嵌于布迪厄文化资本在学生发展和教育获得的影响研究中。布迪厄最早提出文化资本的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是一种基于对文化资源的占有的资本，有三种形态:一是内化于身体的形态，体现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性情倾向和外在体态;二是实物的形态，主要体现在书籍、图片、词典、仪器等文化物品之中;三是制度化的形态，主要体现在教育学历[17]。部分学者将文化资本概括为文化资源(cultural resources)[18]，既包括文化作品，也包括父母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活动、营造的家庭氛围、学生校外高雅活动的参与等。国内学者从最初将文化资本理解为父母的教育程度，逐渐扩展到家庭的文化资源、文化活动参与和家庭的文化氛围等[19][20]。布迪厄等在1990年关于文化再生产理论探讨中认为家庭背景好的上层阶级子女的文化资本更多地从家庭中获得，家庭背景差的下层阶级的子女因家庭文化资本不足而从学校中习得文化资本[21]。孙远太对上海城镇居民的实证研究对文化再生产理论进行了验证，并且得出低教育和低收入家庭更多借助父母对子女普通教育活动的参与营造文化氛围来实现教育阶层流动，高教育和高收入家庭通过购买书籍、高雅文化艺术品等物质投入，以及高雅文化活动参与营造文化氛围实现文化再生产的结论[22]。可见，文化资本实现教育代际传递一方面是通过父母的经济投入购买文化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父母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影响子女成长。囿于数据可获得性，本研究文化资本聚焦实务形态的书本存量和父母阅读习惯营造的文化氛围展开讨论。

　　家庭教育时间投入是探究弱势阶层家庭如何通过家庭教育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关键，也是挖掘时间投入能否削弱家庭背景对学生教育获得的影响，实现“寒门出贵子”的途径。关于时间投入的研究多聚焦于基于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父母参与。

　　科尔曼认为在教育获得中起重要作用的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闭合(social closure)，即父母与子女之间形成的一种网络联系结构。当父母参与子女的教育和生活、与小区其他成年人之间的社会交流充分、社会网络封闭性高时，子女就会得到较丰富的社会资本，影响其发展[23]。科尔曼指出，父母对子女生活和教育的参与是社会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父母与子女、老师、其他家长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形成一种支持性社群，有利于孩子学习与生活信息的交流和传递，从而可以监督、鼓励和促进学生更加努力[24]。部分学者将社会资本分为两种形式: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即家长与子女间的直接关系;家庭外部的社会资本，即家长与子女有关的其他群体如教师、子女朋友和其他家长之间的联系等[25]。父母参与是科尔曼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并且基于不同的社会资本形式，父母参与也分为两类:基于家庭的父母参与(home-based)，如父母与孩子沟通交流、父母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父母陪伴子女吃饭读书做运动、父母陪伴参加文化活动等，和基于学校的父母参与(school-based)如父母和教师、同学或其他家长的交流等[26]。

　　通过父母参与传递给子女的社会资本可以为子女提供更多更好的机会，使子女获得更高水平的教育成就。其中，父母与子女的沟通交流、生活陪伴频率增加，学生的教育期望、学业自信、努力程度会对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高等教育需求有显著影响作用。而不当的父母参与如父母不恰当的指导学生功课、辅导学生作业可能会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作用27][28][29][30][31]。但是不同阶层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本数量并不相同，所以父母参与的形式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如优势阶层家庭的父母参与会更积极，中间阶层的父母会在与教师沟通和参与学校活动时感到更舒适自然，而弱势阶层父母会因不注重教育、对语文掌握不足、没有足够动机追求长远教育成就而较少参与子女的教育[32][33]。国内外关于父母参与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研究较多，并且大部分研究结果表明父母家庭参与如亲子交流、亲子陪伴和亲子活动等，父母学校参与如家校沟通对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34][35]。

　　家庭教育投入中父母参与等时间投入存在比经济投入作用更大的可能性。经济投入有偿支付的特点决定了优势阶层(如父母受教育水平、职业地位高，富有的家庭)能为子女购买更多、更高质量的补习服务和文化资源[36][37]，但是不同阶层家庭父母参与惯习上并没有明显差异[38]。有研究指出，家庭的非货币性资源，特别是父母的参与对学生认知能力和学业成绩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家庭的经济收入[39];家庭的社会资本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沟通交流、家校沟通和志愿活动等对子女教育获得的预测作用大于经济资本[40];并且科尔曼认为布迪厄文化资本中的文化资源是一种“封闭性网络”，需要父母与子女密集的交流和互动才能传递给子女的下一代AG旗舰厅，否则文化资源以及经济资本都无法实现循环再生产[41]。因此，相较于物质和金钱投入，父母的时间投入可能是影响子女发展和教育获得的主因[42]。通过子女交流互动内化于家庭成员之间的知性和情感不仅可以较少受到外部社会环境的影响，对教育获得和教育不平等也会产生持久而稳定的影响[43]。一旦父母参与子女学习、生活和教育活动等时间投入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作用更大，低阶层家庭则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教育参与行为，促成子代的教育流动。

　　基于以上文献综述，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1)不同阶层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的现状和差异，聚焦不同家庭背景(如家庭经济水平、父母教育水平、职业地位)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现状。(2)不同家庭教育投入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影子教育等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以及作用大小。(3)不同阶层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聚焦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课外补习对不同家庭背景学生发展的异质性影响。

　　本研究使用全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2013—2014、2014—2015两期追踪数据对家庭教育时间投入、经济投入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影响进行分析。CEPS于2013—2014学年在全国随机抽取28个县级单位(县、区、市)，112所学校中的438个班级，共约2万名学生，2014—2015学年成功追踪到2013年七年级学生，最终匹配成功的学生有9449名。

　　因变量为学生2014年语文、数学、英语三科平均成绩。主要解释变量为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其中社会资本包括家庭内部的亲子陪伴、亲子活动、亲子交流、亲子督导，和家庭外部的家校沟通、家长会、父母与其他家长交流等。文化资本既包括父母时间投入—阅读习惯，也包括经济投入—书本存量。影子教育则包括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学业补习和周末学业补习。

　　亲子陪伴包括父母和孩子吃晚饭、看电视频率;亲子活动包含父母陪孩子看书、做运动、参观博物馆科技馆动物园等、外出看演出体育比赛电影等频率，亲子陪伴和亲子活动选项为1=从未，2=每年1次，3=每年2次，4=每月1次，5=每周1次，6=每周2次及以上;亲子交流包括父母主动与孩子讨论学校发生的事情、与朋友和老师的关系、孩子的心情、心事或烦恼频率，选项为1=从不，2=偶尔，3=经常;亲子监督包括父母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的频率，选项为0=从未，1=1~2天，2=3~4天，3=几乎每天;家校沟通包括这学期家长主动联系老师、老师主动联系家长的频率，选项为1=从未，2=1次，3=2~4次，4=5次及以上;家长会指这学期以来家长是否参加过家长会;与其他学生和家长交流包括父母认识和孩子常在一起的朋友、朋友的家长情况，选项为0=不认识，1=认识一部分，2=全都认识。文化资本包括的书本量指家中的藏书量，选项为0=很少，1=比较少，2=一般，3=比较多，4=很多;父母阅读习惯指家长是否有读书、看报纸的习惯，选项为0=从不，1=偶尔，2=经常;影子教育则具体分为学生是否参加工作日补习和周末补习，0=没有参加，1=参加。

　　控制变量包括个体层面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和学校特征变量。个体特征包含性别、户口、是否独生、前期能力、家长和自我教育期望、家长对学业成绩的期望等变量;家庭背景包含家庭经济水平、父母最高受教育水平和最高职业地位;学校特征包括学校所在地级别、学校所在地类型和学校排名等。

　　首先，本研究采用卡方检验和F检验等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不同家庭背景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的现状和差异;其次，采用普通OLS回归分析不同家庭教育投入如父母参与、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影响效应，并用夏普里值

　　(Shapley)分解技术分析家庭教育经济和时间投入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差异的影响作用大小。最后，通过加入家庭背景如经济水平、父母职业地位、受教育水平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影子教育各指标变量的交互项，分析家庭教育经济和时间投入对不同阶层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绩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由表1可知，优势阶层家庭如经济水平高、父母职业地位高、父母受教育水平高的家庭的子女平均学业成绩显著优于弱势阶层家庭，如困难、工人、高中及以下青少年群体的语数外三科平均成绩显著低于富裕家庭、上层职业地位、研究生学历家庭青少年10分左右。

　　不同家庭背景在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中产及以上优势阶层家庭在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方面都显著高于贫困、工人、高中及以下弱势阶层家庭。中产阶层家庭和优势阶层家庭则在家庭教育时间投入部分维度，如亲子陪伴、亲子交流、家校交流、家长会参与、与其他家长和青少年的交流等，没有显著差异。另外，在亲子陪伴维度，高学历和低学历父母参与没有显著差异。

　　通过模型1回归结果(表2)可知，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参加学业补习对青少年学业成绩有显著负向影响作用，而周末补习对青少年学业成绩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文化资本书本量和父母阅读习惯对青少年的学业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书本量越多，父母阅读频率越高，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越高。家庭内部社会资本如亲子陪伴、亲子交流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参与频率越高，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越高;亲子监督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如家长会、家长交流对青少年学业成绩没有影响，家校交流沟通频率越高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越低。

　　通过夏普里分解技术对社会资本、文化资本、课外补习对青少年学业成绩作用大小进行比较(表3)，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青少年平均成绩的解释率都高于课外补习，其中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差异的解释率为6.94%、6.10%，而课外补习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差异解释率只有2.58%。分指标比较结果显示，家庭内部社会资本(5.82%)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差异解释率明显高于家庭外部社会资本(1.43%)，其中亲子交流和沟通的影响作用最大，解释率为3.82%。文化资本中书本存量(4.31%)对青少年成绩差异解释率高于父母阅读习惯(2.53%)。周末学业补习(1.86%)对学业成绩差异解释率高于工作日补习(0.38%)，但明显小于亲子交流、书本量和父母阅读习惯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作用。

　　通过模型2至模型4的交互项分析结果可知(表2)，家庭教育投入部分指标对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异质性作用。

　　家庭经济水平方面，只有亲子监督和家校交流对不同经济水平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异质性影响作用，其中亲子监督与家庭经济水平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亲子监督对青少年成绩的消极影响作用随家庭经济水平的降低而减小，即对富裕家庭青少年成绩的消极影响作用更大，对困难家庭青少年成绩消极影响作用小;家校交流与家庭经济水平交互项显著为正，表明家校交流对青少年成绩的积极影响作用随家庭经济水平的降低而减小，如学校交流对富裕家庭青少年成绩积极作用更大，而对困难家庭的积极作用小甚至有负向作用的趋势。

　　父母职业地位方面，书本存量和家长会对不同职业地位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作用，且家庭书本存量和家长会参与对青少年成绩的积极影响作用随着父母职业地位的降低而增加。

　　父母教育水平方面，周末学业补习、书本存量、家长会、与其他家长和青少年的交流对不同受教育水平父母家庭青少年的学业成绩有显著的异质性影响作用，其中父母受教育水平与周末学业补习、书本量、家长会的交互项显著为负，与校外家长交流的交互项显著为正，即周末学业补习、书本存量、参加家长会对父母学历为高中及以下的青少年的成绩的积极影响更大，而校外家长交流对父母学历最高的青少年的成绩的积极影响作用更大。

　　本研究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两期追踪数据，基于教育投入与产出视角分析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如影子教育、文化资本，时间投入，如社会资本，对青少年学业成绩影响效应和作用大小，并探讨家庭教育投入的阶层差异，及其对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的异质性影响效应，主要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相较于弱势阶层家庭，中产及以上阶层家庭的父母不仅花费更多的经济投入为子女购买校外教育服务和教育资源，还会投入更多的时间陪伴子女。如经济水平中等、富裕，父母受教育水平本科及以上，父母职业地位中层及以上的中产和优势阶层家庭，在家庭教育经济投入和时间投入方面都显著高于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受教育水平高中及以下学历、工人和农民的弱势阶层家庭。

　　相较于经济投入，家庭教育的时间投入是影响子女学业成绩的关键因素。社会资本对青少年的成绩差异解释率最高，文化资本次之，课外补习的解释率最低。这与何瑞珠等人的研究结论相似[44]，家庭的社会资本尤其是亲子交流和沟通等父母直接作用子女身上的时间投入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积极影响最大，彰显了父母参与的力量。文化资本中的父母阅读习惯也在青少年成绩提高的过程中扮演重要的积极角色，并且亲子交流和父母阅读习惯等是对青少年成绩有积极影响且作用最大的时间投入，对不同家庭背景青少年成绩没有异质性影响作用。说明弱势阶层家庭可以通过改善父母参与、培养阅读习惯弥补因家庭背景不足对青少年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45]。但是，社会资本中父母检查作业、指导功课等亲子监督行为以及家校交流对青少年的成绩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作用，赵延东等人对相似结论进行解释，认为可能存在“逆向因果”关系，即学业上有困难的青少年，父母指导作业和功课、家长和教师交流频率才会更多[46]，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父母在指导作业和功课时技能和方法不当反而对青少年学业成绩有消极影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影子教育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作用因时间安排不同而存在差异，周一至周五的学业补习不仅不能提高还会损害青少年的学业成绩。而周末参加学业补习会显著提高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周一至周五的课外补习可能会给放学后仍然要持续学习的青少年带来学业负担，让学生过于疲惫而产生抵触心理，注意力也不能集中，故不仅不能提高青少年成绩还会有消极影响。

　　时间投入中家庭外部社会资本对青少年学业成绩的异质性影响作用最为明显，且存在较大差异。参加家长会对青少年成绩的消极影响作用随着父母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的下降而下降，并且有工人阶层、高中及以下学历家庭的青少年成绩随家长会参与而提高的可能性;而家长与教师交流和家长间交流对不同家庭背景的青少年学业成绩的积极影响作用随着家庭经济水平和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可能的原因是:家长会更多是学校统一组织，由教师面向所有家长分享和交流青少年的教育信息，并不与家长单独交流和沟通，这对于弱势阶层家长来说是比较好的了解子女现状的途径，故弱势阶层家庭可能会从中获益。何瑞珠认为在家校交流和家长交流过程中，家庭经济水平差、教育水平低的父母可能缺乏自信，逃避与教师和其他家长的见面交流机会，甚至可能存在“教育机构歧视论”(institutional discrimination theory)，即教育系统的阶层化意味着教师或多或少会对弱势阶层家庭的父母不那么友善[47]，这就导致家长从与教师和其他家长交流中受挫，从而将这种负面情绪传达给学生，阻碍学生发展。另外，周末课外补习和家庭书本存量等经济投入对优势家庭青少年学业成绩存在负向影响作用，对弱势阶层家庭青少年学业成绩有正向影响作用趋势。可能的解释是存在边际影响作用，即最没有机会参加课外补习和购买更多书本的家庭子女，一旦有机会获得会更加珍惜，反而能够从中获益更多。很遗憾的是，周末课外补习机会获得和书本存量都受家庭背景的约束，并不是弱势阶层的理性投入选择。

　　最后，不同阶层父母要充分考虑时间和经济投入的成本和收益，做出理性教育投入决策，如弱势阶层家庭可以通过多陪伴子女、多与子女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时间投入，或多购买书本、培养自己阅读习惯等方式积极影响子女学业发展，而优势阶层家庭父母除了可以通过亲子陪伴和交流的方式，还可以通过与教师和其他家长沟通交流的方式促进子女发展。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2019年度青年课题“社会分层视角下我国家庭教育投入行为研究:影响效应和理性决策分析”(CFA190251)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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